第二百二十五章 晋王表态，格局不同 (1/3)

南明曾和南宋处于同样的形势，但南宋尚且苟延残喘了上百年，南明却迅速败亡。不可否认宋高宗赵构还是有些头脑的，起码他知道收编南逃的北方汉人，组成如虎狼之师的岳家军对抗敌寇。

许多史籍中都将弘光朝的灭亡归咎于马士英、阮大铖等奸臣的结党乱政，正人君子联袂而去。而事实上，当政的文武大臣（包括史可法在内）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，这才是灭亡的最根本原因。

弘光朝时，当政官员在“借虏平寇”的如意算盘下，围绕“定策”、“逆案”、“顺案”争权夺利。对他们来说，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，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，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。

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。事实却表明，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。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，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，都是“联虏平寇”方针的赞决者。

忠臣亦误国。比如被俘后坚贞不屈，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何腾蛟。纵观其一生，却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弘光时期他受制于左良玉，无所作为。隆武时期，他伙同湖北巡抚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，收罗一批散兵游勇充当嫡系，隆武帝遇难，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；在明军反攻湖南之役取得节节胜利之际，作为全军统帅的何腾蛟却处处私心自用，挑起明军自相残杀，给清军以喘息之机；又悍然调走围攻长沙的忠贞营，一手断送了复湘援赣的战略大局。

忠臣者，忠于国家民族，忠于抗清大业。忠于兴复华夏。若有碍于此，甚至阻挠破坏，则是陷社稷于险境，陷皇上于危难。陷万民于水火，乃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
朱永兴曾说过这样的话，目的是把忠臣的定义从只忠于皇帝的狭隘范围中解放出来，属于应时应势，偷换概念。当然，这也是他的心目中真正的忠诚，而不是对一家一姓的愚忠。

晋王李定国当初听这话的时候，心中颇不以为然，甚至认为朱永兴是在狡辩。是有意弱化皇上的措辞。但现在他却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，就在他的面前侃侃而谈。

“……岷藩虽身为留守，然独揽大权，私授名器，弃皇上于异邦。又派心腹封锁觐见之路，下令如下旨，恩威独擅，实乃欺君罔上，僭窃之奸同于莽、操。”王星光慷慨激昂地痛骂一番，又用殷切的目光望着李定国，“王爷身受皇上大恩。忠心不二，且在军中积威功重，众相钦服。只要王爷应命以除国患，内有旧部拥戴，外有延平世子呼应，用惩奸凶易如反掌。待到迎回皇上。圣天子在位，将士臣僚归心，进可驱除鞑虏，退可固守以待敌自败，千秋功业……”

“够了。”李定国猛地一拍桌案。起身而立，怒斥道：“一派胡言。汝口口声声说岷殿下等同于操、莽，却不说今日能站到这里胡言乱语，乃是殿下之恩。若无殿下出缅，若无殿下亲临战阵，若无殿下指挥筹措，汝等蠢货，能有立锥之地？哼，恐怕不是降于鞑虏，便是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王星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，被斥骂得愣怔当场。

“用惩奸凶？狗屁，吾看是撺啜挑拔，行助清毁明、内讧掣肘之事。”李定国伸手指着王星光的鼻子，继续骂道：“还外连郑藩，实是蠢不可及。郑藩跋扈自雄已不是一日两日，何曾有过忠心之举？汝等如此行事，岂不是再造一个孙逆可望，毁掉来之不易的中兴大势？”

“纲常不在，皇权旁落，还谈什么中兴大业？”王星光强辩道：“我大明自有祖宗成法，几百年国运皆赖于此，岷藩不经廷议，不奏明圣上，擅自改之，实乃古今第一奸人！若任其坐大，必起觊觎大位之心，行黄袍加身之逆举……”

房门一下子被撞开，李定国的亲信幕僚高应雷带着几个亲卫冲了进来，扬手一指王星光，喝道：“捆起来，堵住他的嘴。”

王星光猝不及防，被亲卫摁倒在地，五花大绑，张嘴刚叫了声“王爷”，嘴里又被塞进了一团东西，腥臭味直冲鼻孔。

“你——”晋王李定国又惊又怒，瞪视着高应雷。

高应雷摆手让亲卫把王星光带出去关押，关上房门，回身一躬倒地，“王爷，待卑职说完原由，再领罪可好？”

晋王李定国哼了一声，微微偏过身去，心中对高应雷的擅自举动十分不满。

“王爷，您觉得此人前来游说蛊惑，岷殿下便不知道吗？”高应雷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暗室欺心，王爷可想过后果？便说是暂时瞒过了殿下，可又能瞒几时？此等蠢货，丧心病狂，王爷是表态支持，还是严词而拒，却只有两人知道，他难道不会篡词张扬，让王爷有口难辩？”

晋王李定国缓缓转过身来，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，可见高应雷的这几句话击中了他的心理。

“岷殿下已经唤起了汉人的希望，不管是否有黄袍加身的想法，此时若动他便是千夫所指。”高应雷继续说道：“王爷也别小看了情报局的厉害——”他突然压低了声音，“说不定王爷周围便有情报局的耳目。”

“孤问心无愧。”李定国这样说，但声音却不是那么坚决。

“王爷当然问心无愧，没有与霄小行暗室之谋。”高应雷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但要岷殿下不相疑，却万万不能放这姓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