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四章 真儒，自虐？ (1/3)

“偃武修文吗？”朱永兴沉吟了半晌，展颜一笑，说道：“舜水先生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，极平实渊博的学问，极诚挚和蔼的感情，给倭人以莫大感化。若倭人皆变成儒教的国民，最大的功劳实属舜水先生矣。”

朝鲜、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，是中国文化哺育了他们文明的成长都半点不过分。远的不必说了。就是在明代，这些国家还深受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文化与思想的深厚影响。

比如日本近代就受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巨大影响，德川二百年，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，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《大日本史》，专标“尊王一统”之义。以后，德川庆喜归政，废藩置县，成明治维新之大业，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，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。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，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着直接和根本的影响。

所谓的“尊王一统”，便类似于中国《春秋公羊传》的“大一统”思想。无论是孔子提出的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等主张，称赞尊王攘夷，以试图挽救当时分裂、混乱的政治局面；还是孟子提出天下“定于一”，荀子提出“四海之内若一家”，其学术理论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统一、社会安定的道路。

公羊学派在解释《春秋》时，开宗明义，提出“大一统”的理论。这里的“大”，意为“尊大”。“大一统”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“重视国家的统一”。千百年来。这一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统一、社会安定、民族团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对于朱舜水所说的“量窄意偏，日后恐为中华之祸”，朱永兴在钦佩其眼光和观察入微的同时，却并没有占领倭国的计划。何为中华之祸，内乱不起。不愚昧、落后，小小的倭国，贫瘠狭小，敢蚍蜉撼树吗？说到底，还是自己不争气。难道因为有八国联军之事，便要趁国家强盛之时将这万里之外的国家都灭掉？难道因为后世美帝的横行霸道。还要兵发南美大陆不成？

“万岁谬赞，微臣愧不敢当。”朱舜水对这位年轻的新圣上印象大好，在言谈之中能看出新圣上的禀性，不骄不馁，和熙亲切。且学识广博，目光深远。

若不是仗着后世知识的博杂，自己万万不是这些硕儒的对手。朱永兴心中却是另有感慨，在座的有王夫之、朱舜水、黄宗羲、吕留良、颜元、方以智、钱谦益，皆是名动一时的大学问家，在历史上也是鼎鼎有名。

召集的这些硕儒，并不是按照名气大小，而是察其学说是否有益于朱永兴的改革。“一言九鼎”、“金口玉言”的帝王。虽然可以强硬推出自己的举措，可要在舆论和理论上占据高点，还少不了这些名家硕儒的支持。

颜元。明末清初儒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颜李学派创始人。他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，提倡实学。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，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，其弟子或习礼，或鼓瑟、或学舞、或问仁孝、或谈商兵政事。于己于世皆有益。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，主静主敬。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，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、读书或顿悟。

其害有三：一是“坏人才”。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。无经天纬地之才，这种教育不仅害己，而且害国。二是“灭圣学”。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、注解讲读上用功，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，国家取士、教师授课、父兄提示、朋友切磋，皆以文字为准，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。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，为害更大。三是“厄世运”。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。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，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，社会道德、经济、人才的腐败与衰竭，皆与此有关。

王夫之，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、文学家，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，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、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、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。他比较关心现实生活，注重实际考察社会，喜欢向旁人问四面八方的事情，至于江山地利之学，食货经济之学，典章制度之学，都很感兴趣，着意研究。以求经世致用，施展抱负。

朱之瑜，号舜水，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。其学特点是提倡“实理实学、学以致用”，认为“学问之道，贵在实行，圣贤之学，俱在践履”。他论学问，以实用为标准。所谓实用者，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，二曰有益于社会。他说：“为学之道，在于近里着己，有益天下国家，不在掉弄虚脾，捕风捉影……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‘我儒者也’。处之危疑而弗能决，投之艰大而弗能胜，岂儒者哉？”

黄宗羲，多才博学，于经史百家及天文、算术、乐律以及释、道无不研究。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，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，更是一位从“民本”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，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。在教育方面，他认为“学贵履践，经世致用”，设立学校，不是为了养士，更不是为了科举，而是“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，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”。

同时，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，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，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